作者：基兰·梅纳德，2012年
指导教授：卡琳·迈尔博士
本文为2012年于乔治亚大学（UGA）完成的学术论文，比较分析了莫言小说《红高粱》、张艺谋1987年电影改编版及葛浩文1993年英译本之间的异同。
"红高粱"这一名称可指代数部不同的作品。其一，是莫言于1986年发表、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红高粱》；其二，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该片根据莫言的两篇短篇小说《红高粱》与《高粱酒》改编，荣获1987年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其三，是通称《红高粱家族》的短篇小说集的任意版本。在英语世界中，"Red Sorghum"（红高粱）既可指张艺谋的电影，也可指葛浩文1993年翻译的《红高粱家族》英译本，题为《红高粱：中国的故事》。根据译者注，《红高粱家族》曾于1987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删节本；台湾洪范书店于1988年出版的版本则恢复了被删去的内容。葛浩文应莫言之请，以洪范版为底本进行翻译。如今，1987年版与1988年版均已绝版。与1993年译本一样，现行各版《红高粱家族》（如200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均收录《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篇小说。此外，另有一种仅收录前两篇、与电影内容相对应的版本，与DVD合售，书名径称《红高粱》。本文所称"电影"，指张艺谋1987年的电影改编版；所称"原著"，指2008年中文版及1993年英文版，与电影相对；所称"译本"，则专指葛浩文以1988年洪范版为底本所作的1993年英译本。
电影与原著中的红高粱
1987年的电影改编主要以《红高粱》和《高粱酒》两篇为基础，但与原著在时间顺序上有所不同，情节亦偶有改动。原著与电影均由一位未具名的叙述者讲述，他是主要人物的孙子。两篇小说中的事件并非按时间顺序叙述，而是在两条主要叙事线之间交替穿插：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余占鳌与凤莲（叙述者的祖父母）的生活，二是约1939年日军入侵山东的始末。这种时间上的跳跃有时发生在章节之间，有时则在段落之间乃至段落内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电影采用顺叙方式，从1923年凤莲出嫁写至1939年日军入侵，摒弃了碎片化的时间结构。例如，原著将余占鳌绑架凤莲的情节与凤莲中弹身亡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将相隔十六年的两个场景以交替段落的形式并置叙述；电影则将绑架情节处理为一段连续的顺叙序列。这一调整，或许是为了在不得不删减大量原著内容的情况下，使影片更易于观众理解。
原著以余占鳌和豆官（叙述者之父）为中心，电影则将焦点转向凤莲（即九儿）。《红高粱》以占鳌与豆官前往伏击日军开篇，《高粱酒》以两人在战后怔忪作结；电影则以凤莲出嫁开场，以其死亡收尾。此外，原著中有关余占鳌生平的诸多细节在电影中被省略，其形象也被塑造得更为愚钝。例如，原著中余占鳌组织营救被土匪劫走的凤莲，静待时机，终于寻得机会手刃仇人；而在电影中，他醉酒酣睡，营救之事全凭罗汉操持，事后他虽鲁莽地去找土匪寻衅，却险些送命，复仇亦告失败。这些改动的结果，是使这一人物形象趋于单一，与凤莲之间的对比反而更加鲜明。
电影的叙事比原著更为简省。原著在不同段落中详述事件的来龙去脉，电影则将这些细节一概略去。例如，电影未曾交代九儿的丈夫（被余占鳌杀害）的下场，也没有说明罗汉大叔（因私宰被征用的骡子）为何遭日军处决。这种省略风格或许源于片长所限，也或许是为了呼应小说中时间跳跃的叙事手法。
原著与电影都以鲜明的色彩运用著称。即便是风这样表面上无色的现象，也被赋予了色彩的描摹。例如，《红高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低矮的天幕黑沉沉地俯视着高粱银白的脸，几道血红的闪电划破长空，炸裂出震耳欲聋的雷鸣。奶奶满怀激动，毫不畏惧地凝视着黑色的风掀起的绿色波浪。
尤其是成熟高粱的红色，作为一个重要的母题贯穿全书，叙述者在《奇死》中见到高粱被绿色所替代时，感到极为震惊：
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如果太阳出来，照耀浩淼大水，天地间便充斥着异常丰富、异常壮丽的色彩。
电影以"异常丰富"的色彩在银幕上再现了这种视觉冲击。
然而，原著与电影在诉诸其他感官的方式上存在差异。原著中有大量关于气味的描写，尤其是血液的"腥甜气息"。《红高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王文义的腮上有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到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血腥味与墨水河泥土的气息是贯穿全书的母题。如同高粱的血红色，那股腥甜的泥土气息象征着东北高密乡的精神。在《奇死》中，一个精灵的声音命令叙述者沐浴于墨水河，以洗去"你从城里带来的宠物兔气息"，并取回一枚"纯红色高粱"作为"护符"。电影保留了血红色这一视觉母题，但受制于媒介本身的局限，无法有效传递嗅觉体验，转而强调听觉。电影以音乐开场，也以音乐收尾。开场那场异常漫长的婚礼迎亲场面，几乎全程充溢着音乐与歌声。迎亲队伍的音乐在原著中有所描写，但歌词未曾记录。在结尾场景中，豆官为九儿唱起一曲挽歌，这首歌出自《高粱殡》。另有两个关键场景同样以音乐为核心：余占鳌绑架凤莲一幕伴随着激越的音乐，其后余占鳌所唱的歌词也见于原著；罗汉大叔教九儿酿造高粱酒的场景中亦有歌声响起。在一段原著中并不存在的场景里，工人们向酒神敬酒，齐声高唱赞美高粱酒的歌谣。电影在色彩之外，尤为强调声音——特别是音乐与歌词——或许正是为了将莫言文字中的抒情性，转译为一种适合电影语言的表达方式。
《高粱酒》第四章与第八章的改动
通过对两个章节的细读，可以清晰地呈现原著与电影之间的若干核心差异，以及中文各版本与英译本之间的出入。《高粱酒》第四章与第八章同属讲述余占鳌与凤莲早年关系的叙事线。由于原著时间结构的碎片化，这两章中还穿插着余占鳌早年生活的往事。在原著的章节排列中，两章之间夹有两个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章节，以及一个回到1939年战场的章节。与此相反，电影采用线性叙事，删去了两章之间所有的中间事件，使第四章的酒馆场景与第八章的酿酒场景直接相连。此外，电影还调整了酒馆场景的叙事位置。在原著中，余占鳌去酒馆吃饭是在他前往杀死凤莲丈夫之前，并在那里与一个土匪头子不期而遇；电影则删去了杀夫情节，又略去了余占鳌向绑架凤莲的土匪复仇的场景，转而以酒馆场景取而代之。
在原著中，《高粱酒》第四章主要围绕余占鳌展开，记述了他早年犯下的三桩杀人案。酒馆场景——他拒绝付全价，并与一位招揽他入伙的土匪头目相遇——展现了年轻时余占鳌的莽撞与侠义，彼时他尚未落草为寇，与第十章中他老谋深算地杀死第四章中被他放过一命之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酒馆场景之后，原著有一段叙述者解释余占鳌拒绝土匪头目之原因的文字。由于这段文字在葛浩文译本中付之阙如，笔者在此将其全文译出。原文如下：
他具备了做土匪的基本素质，却与真正的土匪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至于为何时至今日，他尚未踏入"绿林"之门，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其一，他受过礼义廉耻的熏陶，视土匪行径为有悖封建伦理之举。对于地方官府，他仍抱有相当程度的敬畏，在通过"正当"途径争夺财富与女人方面，他尚未完全死心。其二，暂时还未遭遇逼他铤而走险（即"被逼上梁山"）的绝境，尚能勉强度日，生活尚算逍遥自在。其三，他的人生观仍处于青嫩生长的阶段，对人生与社会的理解，尚未达到大寇所具有的那种超然与胆魄。六天前，他在那场激烈的搏斗——一次小打小闹的土匪勾当——中徒手打死一个拦路劫匪，表现出相当的胆识与机谋，然而那次行动的根本动机是义气与悲悯，土匪精神的色彩甚为淡薄。他将我的祖母带入高粱地深处，说到底，不过体现了一种较为高尚的爱美之心，土匪意味同样不浓。东高密乡土匪横行，土匪的阶级成分颇为复杂。我有宏愿，要写一部关于东高密乡土匪的大书，为此已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这也是先说大话；若能唬住几个人，也就罢了。
在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区分了早年行侠仗义的余占鳌与日后落草为寇的他。这段文字或许在葛浩文翻译所据的版本中已遭删除，也或许是译者自行删去的。无论如何，译本淡化了余占鳌性格的变化，电影则通过改变场景语境，将这一变化进一步弱化。酒馆场景与精心谋划的复仇场景被合并为一场鲁莽冲动的复仇。此外，电影中的酒馆场景在视觉上有所夸张：原著中余占鳌从一个穿白皮袍的屠户那里得到一个狗头，电影中则从一个穿着像是肉皮围裙的屠户那里拿到了形似牛头的东西。至于译本，则或许因译者的疏漏，遗漏了一个句子："他饥肠辘辘，顾不上讲究口味，将狗眼囫囵吞下，吸尽脑髓，嚼了舌头，啃了腮帮，一碗酒一饮而尽。"或许译者有意删去这句话，以减弱段落的血腥气。相比之下，电影则刻意夸大了场景中的不雅成分，或许是为了追求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在《高粱酒》第八章中，余占鳌来到凤莲的酒坊做工，因几个月来她对他不理不睬而借酒撒疯，后来参与酿造高粱酒，将尿撒入酒中，并公开将凤莲纳为情人。电影将余占鳌在酒坊最初几个月的经历压缩为三天，在他酗酒闹事与酒坊场景之间插入了绑架与酒馆两段情节，并在酿酒场景中添加了祭神仪式与歌唱。祭神场景——酒坊工人手捧高粱酒列队，在供奉酒神像的供台前齐声颂赞——在原著中并无记载。在原著中，第八章之后还有若干章节，延续同一叙事线的故事；而在电影中，酒坊场景之后出现了约九年的大幅时间跨越，这段音乐祭神场景或许正是为了在电影节奏骤然转换之前，对整个酒坊叙事序列加以强调与升华。
结论及有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以《红高粱》或《红高粱家族》为名的短篇小说集，所包含的内容远超电影所呈现的范围，且不同版本的收录篇目可能有所不同。英译本以一部已绝版的旧版为底本，且可能包含译者自行增删的内容。电影对原著的时间顺序与情节作出了显著调整，将叙事焦点集中于凤莲，而非余占鳌等其他人物。色彩在两种媒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原著更强调嗅觉体验，电影则偏重听觉效果。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分析其他在翻译或改编过程中被大幅省略或改动的段落，例如罗汉大叔被处决的场景，或对日军辎重队发动袭击的场景。
本文写于2012年，恰好在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数月之前。诺贝尔奖的颁发自然引发了学界对其作品的强烈关注，十年间围绕这部小说及其翻译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笔者未曾持续追踪相关研究，但很高兴发现了一篇论文，它所分析的段落与本文所述不谋而合，且分析视角更为精深。笔者与余亚丽素昧平生，但在此推荐其论文：
余亚丽（Yu, Yali）（2017年）。《红高粱中的创造性叛逆研究：以改写理论为视角》（"A Study of Creative Treason in Red Sorgh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文学与语言研究》（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第15卷第4期，第29—37页。文章获取地址：
http://www.cscanada.net/index.php/sll/article/view/9999